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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季度经济数据来看，受国内调结构以及国际经济低迷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创两年来新低达8.1%。今年GDP增速会达到多少？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GDP预期增长目标为7.5%；中国社科院日前发布的中国经济前景分析2012年春季报告预计今年GDP增速为8.7%，虽然预期相对乐观，但较去年9.2%的增速仍低了0.5个百分点。GDP增速预期不断调低，意味着什么？原因何在？对此，记者采访了中国社科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予以解读。

经济增速三季度反弹概率大

进入2012年，经济减速的迹象在数据上进一步得到体现。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GDP同比增长8.1%，增速较去年四季度8.9%的增速继续回落0.8个百分点，这也是GDP增速连续五个季度持续回落。从投资看，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47865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0.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8.2%，增速比上年全年回落2.9个百分点。从消费看，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9319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4.8%，增速比上年全年回落2.3个百分点。此外，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1.6%，增速比上年全年回落2.3个百分点。

“中国一季度经济增速陷入近年来低谷，这一阴霾尚未散尽，二季度有望探底回升的乐观情绪已开始升温：2012年一季度是这次调整的底部，二季度就能回到上升轨道中。”一季度经济数据发布后，市场解读经济增速下滑或现低点，二季度有望回升，这在刘煜辉看来有待商榷。由于惯性，市场总是从过去经验的小周期判断：减速下行，必有放松。依据过去十年的经验，面对今天中国的经济减速，人们很容易就会产生政府或出台更有魄力的刺激政策的预期，2005年、2008至2009年以及2010年中期我们都看到过如此的场景。但目前的情形却发生了改变，自去年二季度经济下行明确以来，宏观政策就一直保持着少见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尽管不时有政策微调预调的声音传出，但实际执行非常的平稳，政策放松依然是未知数，经济增速下滑何时出现拐点也就难以判断。

刘煜辉进一步分析认为，从目前各项数据来看，经济增速短期快速回升的可能性也不大。从一季度公布的数据看，一季度GDP增长环比是1.8%，这意味着，如果二季度环比不能大幅拉起0.5个百分点，二季度同比必破8%，因为去年二季度环比是2.3%。二季度真有这么大的反弹力度吗？也许是3月份新增贷款令人惊讶地冲上了1万亿元，为市场壮了胆。但如果仔细分析3月份存贷款的结构，这种信贷放量的可持续性令人怀疑。对贷款的细分可以看出实际经济的有效需求很弱。3月的贷款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票据，在2月新增票据上升1100亿元之后，3月又增了将近1400亿元，显示银行在缺乏有效需求的情况下，冲贴现来占额度。新增对公贷款仍以短期为主，企业中长期贷款不足1800亿元，比2月还少。整个一季度，中长期公司贷款只增加了5900亿元，而去年同期这项新增贷款将近1.1万亿元。另一方面，楼市销售数据低位反弹似乎给了市场信心，但这只是长时间限购所积累的刚需存量释放的结果，随着这一轮释放结束，交易量又会重新下落至低点。说到底，支持房价的不是涨价预期，而是居民购买力。“我的看法是，或许最快也要等到2012年三季度才有可能出现经济的技术性反弹，但这也未必是一个新上升周期的开始，更多的可能只是一份保证一定增长底线的"保险"。”

潜在经济增速下移已成共识

刘煜辉表示，从过去一年多宏观政策的轨迹判断，今天的中国宏观决策者似乎越来越坦然地接受未来五年到十年经济增长中枢下移的事实。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录得过去十年以来最低的季度增长8.1%，但宏观层似乎对此没有太多特别的表述。再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将2012年度经济增长的目标主动下调至7.5%，以及最近中央银行敢于大幅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的波幅，都能强烈地感受到决策层已经开始在重新认识中国经济运行的一些长期的规律性的问题。

如何来测算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刘煜辉认为，简单分析人均GDP指标的结构式，即人均GDP=（GDP/就业量）×（就业量/适龄劳动人口）×（适龄劳动人口/总人口），能更好地看清楚其中内在的规律。若将经济增长的速度分解，可发现其由三部分构成：生产率、劳动参与率和人口红利。其中劳动参与率和人口红利是人类社会的结构性因素，它们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不可抗拒的增速和减速因素。

首先，从劳动参与率来看，它是指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是用来衡量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状况的指标。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各国的经验，劳动参与率反映了潜在劳动者个人对于工作收入与闲暇的选择偏好，它一方面受到个人保留工资、家庭收入规模，以及性别、年龄等个人人口学特征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社会保障的覆盖率和水平、劳动力市场状况等社会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尽管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经历了高速发展，中国的劳动力参与率有所下降，但总体劳动力参与率仍显着高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平均水平，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教育效率低下、社会保障短缺、低工资低收入等。不过，这些都是中国未来五年、十年可能大幅改变的因素，所以从趋势上讲，未来中国劳动参与率下降合乎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

其次，按照目前已公布的数据测算，中国的适龄劳动人口将在2015年不再增长，之后就是负增长，这将是一个极具标志性的转折点。一般人口红利消退后，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路径逐步就会遇到瓶颈。因为单纯依靠资本劳动比来提高和维系劳动生产率时，全要素生产率会越来越受到挤出，这更多表现为由于受到体制的抑制，如垄断、管制等，需求最旺盛的现代服务业难以发展，要素重构和产业变迁难以发生：一则第三产业仍长时间地被“囚困”在传统服务业上，劳动生产率得不到提振而落后于第二产业；二则不能产生不依赖于要素投入来贡献经济增长的因素，如果不能抵消边际资本报酬递减影响，资本回报率将面临下滑，这时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路径就变得不可持续。

中国经济未来仍有增长动力

按照刘煜辉的分析，当下中国经济减速或是必然的，未来五年到十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将会下降。那么，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否就此跌下悬崖，还是仍能保持一个很长时间的比较高的增长速度呢？

对此，刘煜辉认为，中国经济长时间保持相对高增长有其内在动力。第一，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超过50%，而这其中包含了2.6亿农民工，他们实现了职业转换和地域转移，但还没有实现身份的转变。这样算下来，2011年中国的真实城市化率只有32%。按照官方统计的GDP核算，世界其它国家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时候，平均城市化率是55%，东亚地区的日本和韩国是75%，但在同等人均收入水平之时，显然中国的城市化率明显偏低。目前，中国的人均收入是日本的35%，而城市化率相当于日本1968年的水平。同样，这也暗示中国经济还有更多增长空间。

另外，中国具有很强的追赶型经济的特征。尽管近十年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很快，但与劳动生产率比较而言，在新兴经济体中，中国的实际劳动生产率仍具有短期内不可撼动的比较优势。与金砖四国的巴西、俄罗斯、印度，以及南非、墨西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相比，中国制造业有明显的生产率优势。最接近中国制造业效率的马来西亚、南非和墨西哥三国，人均增加值分别比我们低43%、40%和57%。尽管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很快，但中国仍有很多发展中国家短期内无法超越的整体优势，如良好的基础设施、完备的产业体系、强政府的动员效率等等。即使外商将生产移至他国，虽然劳动力成本下降了一些，但马上面临供应链跟不上、销售渠道跟不上，成本马上就上来了。此外，中国内陆与沿海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仍具有缓释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作用。总之，过去30年以来，按照要素价格结构重构的全球供给链可能在相当长时间内难以根本逆转。

“可见，中国不是必定会成为潜在增长率在5%以下的经济体，中国在达到那个状态之前，完全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保持一个相对较高的潜在增长水平。不过，实现这种可能的关键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政府是否愿意、能否推动类似于中国加入WTO时期的那种结构性改革，对既有资源配置结构进行根本性调整，消除影响居民消费、产业层次提升的体制政策壁垒，建立起市场创新机制，实现新一轮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内生性经济增长。”刘煜辉表示，没有经济的短线下行，不可能有要素的重构发生，只有低效率的部分死掉以后，释放出的资源，才能保证有效率的部分长出，这是基本的市场经济常识。这意味着，宏观决策层需要大幅增强对于短线经济下降幅度较大，所引致结构调整阵痛的忍耐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