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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在必要的时候让经济放慢速度，但绝不意味着我们让经济硬着陆；我们可以通过结构性减税减轻小微企业负担，但我们绝对不会走“减税—赤字—负债”的美国老路；我们通过改革让金融实行自由，但政府绝不会将中国发展成赌场资本主义；我们减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提高供给，但绝不意味着我们不改善民生提高需求。

—高连奎

中国睿库研究院副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

继李克强总理宣布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已进入提质增效的“第二季”之后，23日李总理与委内瑞拉总统会晤时还表示，中国政府坚持不扩大赤字，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采取调结构、促改革的方式稳增长，着力激发市场活力，加强薄弱环节建设，提高增长的质量效益，保障和改善民生。笔者认为这是李克强总理又一重要的表述，而这次表述的重点则是“不扩大赤字”。

中国经济从来不缺乏药方，这些药方有的来自外部，有的来自内部，前不久外部的投行巴克莱为中国经济开出了“硬着陆”的药方，也就是先让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到3%，然后再图反弹，这一观点以“李克强经济学”的名义遭到热炒，然而没过多久李克强总理就表态“绝不让经济滑出下限”，同时外交部也请林毅夫教授对中国经济的前景进行了介绍，可以算做中国政府对外资投行这一药方的拒绝性回应。在中国内部也有一些被称为“新供给主义”的学术思潮开始浮出水面，供给主义其实就是“里根经济学”，这一学派在国外也被称为“巫毒经济学”，其核心就是“减税-赤字-借债”，美国当下的债务危机就是里根经济学所致，李总理的这次表态可以看做是对国内新供给主义的一次拒绝性回应。

总之，无论是将中国经济导向硬着陆的外部药方，还是主张全面减税，最终必将导致赤字和负债的内部药方都是不可取的，中国也从来不需要什么偏激的药方，我们需要的是务实，我们可以在必要的时候让经济放慢速度，但绝不意味着我们让经济硬着陆；我们可以通过结构性减税减轻小微企业负担，但我们绝对不会走“减税—赤字—负债”的美国老路；我们通过改革让金融实行自由，但政府绝不会将中国发展成赌场资本主义；我们减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提高供给，但绝不意味着我们不改善民生提高需求。

其实放眼世界供给主义思潮的出山，从来就不是什么好征兆，因为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人类经济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供给的问题，一直是需求的问题。而当供给被人提出的时候，无疑是实体经济出现了巨大的危机，当下的中国是这样，当年的美国也是这样。

通缩政策击垮美国经济

上世纪七十年代，由于石油因素，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滞涨，很显然这次危机不是由于经济周期所导致的衰退，而是战争的结果，因此也不会出现与经济周期性衰退时所出现的通货紧缩，而是输入性通胀，其实这点在经济学界是有共识的。

然而民众并不管这些，民众要求控制通胀，政客需要控制通胀，其实治理通胀，无非是紧缩货币，人为的制造一场经济危机而已，美国确实就是这样做的。

任何的货币紧缩都是有代价的，货币紧缩对老百姓没影响，但对企业却是伤筋动骨的，美国在八十年代初期利率最高时达到了20%，几乎相当于平时的十倍，这是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可以承担的，因此当时的美国，除了少数大企业进行了跨国转移之外，大部分制造企业都倒闭了。这也是美国制造业消失的历史背景。

前人的失败并不一定会成为后人的教训，错误频繁上演也是历史的常态，不过这次轮到了中国，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中国采取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反危机措施，同时中国经济也出现了一个新的高峰，增长速度重新达到了两位数，然而与历史上每一次经济高峰一样，经济高峰的同时，也是通胀的高峰，一时间，奥地利学派和货币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他们批判政府投资，并且造了“货币超发”和“货币空转”的说辞。

供给主义被称“巫毒经济学”

然而纠正了货币主义的错误也只能解决中国经济的短期问题，从长期看，中国经济还是需要从需求入手，也正如我们先前所说的一样，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永远不会出现供给不足的问题，除非是人为的用货币政策将实体经济击垮。

紧缩政策并没给美国带来好处，相反是带来经济的衰退，当时的总统里根也马上发现自己上当了，并随之将目光投向了另一个学派—供给学派，供给学派并没有统一的理论，只是不同思想的大杂烩而已，归结起来主要有两大方向，一个是主要扶持实体经济，增加供给，改善劳动生产率等，另一个方向是减税，促进消费。

前者无可厚非，但减税就不那么准确，这种经济学在美国被称为“巫毒经济学”，所谓巫毒经济学，主要是指起源于里根时代的“减税+赤字+借债”的经济政策，而当前美国所承受的国债危机、财政悬崖等一系列问题都来源于此。

减税所导致的后果，绝不是“借钱—还钱”那么简单，其最毒的地方是利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不带利息的贷款。减税的最终后果是什么？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最新的预测显示，美国需要在未来10年支付5万亿美元以上的利息。2013年-2022年期间，美国政府需要支付的利息将超出医疗补助计划支出；是社会保障支出的一半；接近美国未来十年国防开支总和。如果你对这些空洞的数字没有概念的话，我们可以这样通俗表述，那就是民众每年将大量的税收交给政府，但无法享受任何公共服务，因为这些钱都被用来还利息。光干活，没收入是奴隶的特征，美国民众就即将成为这样的债务奴隶，而这还仅仅是利息，还不包含本金，如果包含本金，几百年也还不完。

现在中国也开始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而且一直在步美国的后尘：货币主义导致实体经济危机，供给学派提出减税，民众被政治和学术的巫毒所迷惑，不明就里的支持，而一段时间后整个国家都成为债务的奴隶。

另外中国与美国不同的是，美国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中国以企业税为主，中国的企业税收几乎全部为比例税，具有“自减税机制”，也就是当中国经济出现危机时，中国的税收就自动成比例减少，不需要人为的减税，因此中国新供给主义者提出的减税从理论上就不正确。

中国解套经济应从需求出发

笔者认为，为经济解套必须从需求出发。

市场经济最根本的问题还是需求问题，一个国家要实现发达，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可以量化处理。第一个阶段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只要实行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其人均GDP达到1万多美元没有问题；第二个阶段是自主创新和产业自立，一个国家如果实现了自主创新和产业自立，其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没有问题；第三个阶段是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建立，一个国家如果人均GDP要达到4万美元，没有社会保障建设是不可能的。第一个阶段的城镇化是通过生活方式的转变提高消费需求。第二个阶段的产业自立和自主创新，是通过生产方式的转变来提升企业利润，从而带动消费需求的增长。而第三个阶段的社会福利则是通过文明方式的转变来提升消费需求，从而将整个社会的消费拉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笔者研究中一个很大的领域就是社会福利，近期也提出了新福利社会的主张和观点，新福利社会的模式是“低生存成本社会”模式，着眼点就是物价和税收的问题，这也是中国现在收入分配难以实行的症结所在。因为现在人类最恐惧的就是高物价和高税收，而传统的福利社会的缺陷之一就是会造成高物价高税收，笔者提出的低生存成本社会则致力于建设一个“低物价，低税收”的经济社会模式。其核心措施包含，第一，完善消费税收制度，根据商品的消费层次来进行征税。对于奢侈品征收极高的税，对于享受型产品征收比较高的税，而对于生存性产品免税，并用享受型消费、奢侈型消费的税收，弥补在生存型消费方面的税收损失。第二，适当保存一些廉价的商业及生活模式，比如不应该禁止居民骑电动车，这样会加重居民的生活负担。第三，控制好级差地租，政府合理布局国家的经济增长极，不要让全国大部分的人都集中在一些大城市，将人口分流到其他的经济增长极地区。在大城市内，严格控制城市密度，将人口均匀分布在各个地区，这样就可以大大降低所谓黄金地段的土地使用租金，从而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特别是大城市的生产成本等等。

危机是一种世界模式进入“过去时”的标志，也是另一种世界模式即将成为“将来时”的先兆。人类发展到现在，模式更新已经是必然，我们相信市场，但又不能容忍贫富差距继续拉大，我们渴望福利社会，却又不想背负沉重的税务负担，而要破解这一难题就必须创新发展模式。同时大危机也就需要大变革。以市场化为基础的新福利社会形态，是继自由主义和福利主义之后的第三种模式，应该可以成为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出路所在，也是各中国管理者们，构建幸福中国的重要参考。